麻将 走进中国的捷径

逸轩

        有

人说，要想读懂中国，学会玩麻将是一种捷径。因为麻将是最真实、最广泛的大众文化，它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其游戏规则是中国人百年来真正的“潜规则”。那么，你知道麻将游戏究竟隐藏着哪些“潜规则”吗？你知道在麻将游戏中为什么会有“三缺一”的说法吗？“麻将的番种”又是如何制定的？赢牌了为什么称为“和”呢？

       民国时期有关历史档案披露，1949年4月，南京被解放军占领前，蒋介石收拾行装准备逃跑，不料在秘书准备焚烧的废纸堆中发现了民国之初孙中山写给他的《严禁打麻将》的手稿。该手稿对打麻将的结果做了严厉的论述：“赌博之害，废业失事，荡产倾家，损人精神，短人志气，能使廉者陷于贪污，诚者化为诈伪，而奸盗杀之案，亦往往因而发生。不加制约会亡国亡民。”

        孙中山的态度，代表了很多中国人对于博戏一类的活动的态度，他们将博戏活动看成是一种使个人走向堕落，使国家走向衰亡的罪恶之举，有关这方面的批判声音之大、言辞之犀利，从古至今从未间断。

        最有趣的要数老舍先生，他在自传里谈到，自己23岁左右时曾沉溺于烟、酒与麻将之中，虽然打牌“回回一败涂地”，但只要有人张罗，他就坐下，常常打到深更半夜。他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说：“明知有害，还要往下干，在这时候，人好像已被那些小块块们给迷住了，冷热饥饱都不去管，把一切卫生常识全抛在一边。越打越多吃烟喝茶，越输越上火打一夜麻将，我深信，比害一场小病的损失还要大得多。”天长日久，年轻的老舍渐渐瘦弱，痰中往往带血，终于生了一场大病，昏迷不醒。治愈之后，头发全部掉光。从此他才下决心戒除麻将等种种“恶嗜好”，专心读书、教书、写作。

        麻将之所以遭到世人如此的冷视甚至痛恨，是因为它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害国害民的赌博工具。 事实上，这是对麻将文化本质的一种亵渎。世界麻将组织主席于光远先生曾说过一句很中肯的话：“麻将本身的文化魅力无穷，把麻将用于赌博，乃人的问题，而非麻将之过。”

       麻将牌面里的天地人

        日本东京郊外的千叶县九十九町有一座麻雀（将）博物馆，这是世界上第一座独具文化、文物价值的麻将博物馆。2006年4月，我随同中华麻将论坛组委会代表团前去访问，参观了这座博物馆。博物馆展馆面积约660平方米，馆内公开展出了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3000多件展品，包括由犀牛角、翡翠、金、银、铜、象牙等材质制成的麻将牌和由红木、景泰蓝、青铜器等不同材料、不同工艺制作的麻将桌椅和器具。其中有一套为中国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御用的宫廷麻将“五彩螺钿牌”，堪称该馆的镇馆之宝。此外，袁世凯窃国登基时江西景德镇为其专门烧制的青花瓷牌，军阀白崇禧、吴佩孚玩过的麻将，京剧名伶梅兰芳1920年在日本演出京剧《游龙戏凤》时玩过的牌亦相当珍贵。据日本知名出版社东京竹书房株氏会社董事长、该馆的创办人野口恭一郎先生介绍，馆内的绝大多数展品是他和友人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世界各地，主要在中国民间收集而来的。当我问及他创办麻将博物馆的动因时，他说：“麻将源于中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从青少年时代，我就对麻将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认为麻将是人类发明的最高级的竞技游戏之一，具有极高的文化、欣赏价值”。

       中国麻将牌千百年来是由多种棋牌活动融合与演变而形成的，然后，在清代道光至清末时期，形成了一套144张牌和每把13张的定型打法，这是正宗的完整的麻将牌。从麻将牌的组合设计来分析，一副麻将牌中的任何一张牌都有着特有的意义和作用，具有鲜明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和意境。

       据史料记载，最初麻将牌的图案选取的是《水浒传》中的108个好汉。这与一个名叫万秉迢的人相关，相传他非常推崇施耐庵笔下的梁山好汉，就以108这个数字作为麻将牌的基数并隐喻108条好汉。如牌中九条喻为“九条龙”史进，二条喻为“双鞭”呼延灼，一饼喻为“黑旋风”李逵。而麻将之所以分为万、饼、条3类，是取其本人姓名“万秉迢”的谐音。每类从一到九各有4张牌，刚好108张。至于后来增加的风牌（东、南、西、北）和箭牌（中、发、白）则是缘于这样一个说法—108条好汉是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梁山，所以加上东、西、南、北、中五方，并各添4张牌计20张。这些好汉有富贵贫穷各阶层，所以再加上发”、“白”隐喻富有和贫穷，加上8张牌，整副牌共计136张。随后又加上各种花牌，整副牌就达到了144张。

       事实上，这种说法颇具文学色彩，颇有几分牵强附会的意味。一副正宗的麻将牌是由六类42种图案组成的，其中有序数牌（含万子牌、饼子牌和条子牌）108张、风牌（即东、南、西、北）16张，箭牌（中、发、白）12张，花牌（春、夏、秋、冬、梅、兰、竹、菊）8张。据一些文化学者的研究发现，这种组合设计不是随意捏造的，而是来源于中国古代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人朴素的宇宙观。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主要以五行说为代表，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一组最基本的物质组成，和方位相配分别为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方戊己土。而中国古人又认为宇宙形态是天圆地方，所以“白皮”代表地，“发”代表天，“发”是在人的最顶部，所以用发代表天。“中”既代表五行中的中方土，也代表天、地、人“三才”中的人。正是“中”的确定，使东、西、南、北、中和天（发）、地（白皮）共同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天圆，这个天圆不是地球的圆而是宇宙的圆。

       而麻将牌中的万、饼、条3种花色，则分别反映了物质的存在形式，数字则代表了物质存在的数量。在中国古代思想中，3为基数，9为极数，所以万、饼、条分别有9张。除了5和3、9外，12在古代文化中也有重要的地位，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五行、五味、五脏、五色等和5有关的物质外，还有很多和12有关的，如十二生肖、12个时辰、12个月。这种思想在麻将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44是12的平方，108也是12的倍数。另外，在麻将规则中，规定每人抓13张牌，而13乘以4等于52，这正暗合了一年有52个星期的规律。

       从麻将牌的牌面图案设计来考量，我们不难发现其实麻将牌中的每一张牌的图案都具有某种寓意，暗含了某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诉求。以“花牌”为例，人们通常采用梅、兰、竹、菊为图案。梅、兰、竹、菊，占尽春、夏、秋、冬，被人称为“四君子”。“梅”表示高洁傲岸，“兰”代表幽雅空灵，“竹”象征虚心有节，“菊”则暗示冷艳清贞，表现了人们对时间秩序和生命意义的感悟，也是对某种审美人格境界的向往，成为了中国人感物喻志的象征。而“中、发、 白”3张牌就寓意着 “中正”“发达”“纯洁”之意。再如，麻将牌中的“一条”(别称“幺鸡”)，我在日本麻雀（将）博物馆看到的各副麻将中的“幺鸡”的模样可谓千姿百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幺鸡牌的图案造型和“鸡”与“孔雀”的外形十分近似。这种设计可能和鸡与人的关系有关。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中，鸡是十二生肖中惟一的家禽，足见鸡在古代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古代人甚至把鸡称为“五德之禽”。据《韩诗外传》说：（鸡）头上有冠，是文德；足后有距，能斗，是武德；遇敌敢拼，是勇德；有食同享，是仁德；守夜不误时，天明即报晓，是信德。人们还借鸡的灵性和谐音（吉），赋予“鸡”诸多美好的寓意，比如金鸡报晓、闻鸡起舞、吉祥如意、良辰吉日等等。而孔雀在中国人眼中也是一种“吉祥鸟”，其体格高大，形貌端庄，举止优雅，尽显高贵与华丽，它也是吉祥、幸福、爱情的象征。单从“幺鸡”图案的设计来分析，麻将牌中的深刻寓意可见一斑，它寄托着游戏和游戏者美好的心愿。事实上，与其说这些图案是源于设计者的聪明智慧，不如说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美学思想的自然流露和表达。

       麻将游戏中的儒家主张

        麻将是中国人在长期的**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符合中国人文化品味和生活习性，是一种具有大众化特色的游戏形式。它并不是由某个人发明的，也不是某一个地方的专利，在其从起源到定型的发展轨迹中，注入了诸多传统文化的精华元素，致使这种游戏并非是一种简单消遣方式，而是有着深奥的理学思想和文化内涵，它体现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儒家文化传统。从某种程度上讲，麻将算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集大成者，包含了古代的天文历法以及儒家、道家、兵家、阴阳家等各家的哲学思想，无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哪个方面都能在其中找到影子。

       在探讨麻将的发明专利该属于谁的问题上，曾经有人把功记给了中国儒学祖师孔子，但这几乎无从考证。不过孔老夫子倡行类似麻将之类的博戏，却是有案可稽，《论语·阳货》中就有“孔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的记载。这既反映了孔老夫子的游艺主张，也暗示了作为博戏类游戏的麻将牌与儒学一定有着某种关联。中国艺术研究院休闲文化研究中心的专家通过对麻将文化的潜心研究表明，儒学倡导的“和合”“忠恕”“克己”等思想其实处处渗透在麻将游戏的过程中。

 

       用“鸡”与“孔雀”的美好形象来表示麻将中的“一条”，是中国人美学思想的自然表达。幺鸡的图案发展到后来，已经不局限于鸡和孔雀，而是有了各种禽类。鱼、龙、竹子的图案也加入了这个大军。

       譬如“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儒学经典就贯穿在麻将游戏的始终。这里的“从心所欲”即指在打麻将时，每个入局的人，都有着自由操作的广阔空间，谁都不必按照任何一家的指令或既定的程序去出牌，他可以随意改变自己的操作程序，甚至为了控制别人和牌干脆无程序，有时为了减少损失甚至主动“出冲”；他可以兴之所致凭感觉行事，也可以做细致严密分析、察颜观色打理性牌；他可以做大牌，也可以成小和。麻将桌上，个人意志得以充分体现，不必向人请示、也无须与别人商量。

       “不逾矩”是说麻将虽有各式各样的打法，但竞赛规则却是由入局者共同参与制定，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规则一经形成，玩麻将的四家都必须遵循约定俗成的规矩去操作，否则“逾矩”，便要被判罚。儒学讲求公允平等，麻将本身于此也体现得较为充分。更为独到的是，在144张组成的一副牌中，每张牌身价平等、作用相同，相互间没有大小、主从、尊卑、好坏之分，东风不能压西风、一万不比九万小。它不像扑克牌，大王永远是大王、小三只能是小三，始终存在着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的不平等关系；也不同于中国象棋，士卒只能勇往直前、充当炮灰，将帅则可深居后宫、养尊处优。在麻将游戏中，每人手中13张牌组成的团队中，或连贯组合、或三两配对，每张牌都为最后的和牌体现着同等价值和作用。至于最后促成和牌的那张牌，是平和、是单吊，还是其他，造成计番差异，也是人定的规则使然。而某张牌在操作过程中，或成呼风唤雨的角色，或为弃之不掉的东西，那也是由操局者组牌初衷而造成。是妙牌，是臭牌，都在人为的不同牌型中体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它们也还常常角色调换、价值逆转。为此，法国汉学家伊丽莎白·巴比诺对麻将游戏的这个特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她在《中国透视》一书里写道：“麻将文化，它的一套隐语，它的平均主义的驱动力，它令人眩晕的声音和手势，打麻将时品茶、饮酒和吸烟的气氛，这一切破除了命定的东西及人与世俗权力的关系”。

       儒学倡导的是“中庸之道”，教育人们在“忠恕”的原则下，加强人性修养，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此，麻将的操局者是承袭？是悖逆？从其水平、心态和气势中都能反映出来。通过打麻将，人们可以窥视一个人的心胸和品行，亦即牌如其人、牌品见人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了解一个人通常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而在牌桌上，人们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一个人的品性。尽管牌桌上风云变幻，暗藏玄机，有的人却沉着冷静，处惊不变，胜不骄，败不馁；有的人老谋深算，胸有城府，不动声色；有的人急功近利，输赢未见分晓，自己先乱了阵脚；有的人唠唠叨叨，怨天尤人，责三怪四，两把不“和”便垂头丧气；有的人谨慎不足，骄横有余，小胜大喜，眉飞色舞，小人得志，张狂无比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无论人们怎样掩饰，在雀战中风起云涌之际，各位参战者的为人与品性立显无疑。而那些忧虑、失望、沮丧、懊悔、紧张、急切、企盼、期待、欣喜、惊喜、狂喜等等，各种各样的心态在这里暴露无遗。此时，牌桌已经成为舞台，各种各样的人们在这个舞台上展示着自己的风采。麻将的未知与多变，显示出自身的魅力，搓麻者的行为与心态则折射出人性的复杂与多元，也折射出些许人生的哲理来。因此说，麻将的操局过程就是人性的暴露过程，游戏麻将即是游戏人生。只是麻将可以推倒重来，人生不会再有来世。中庸之道还包含礼让。麻将礼让不必如象棋、围棋那样明显，公然让个车马炮，或是执黑又贴目，搞得对手没面子。麻将如果让子，非你即他，必当“相公”。麻将的礼让，“礼”要礼在暗处、让要让得巧妙，所谓仁爱发于心，施恩不图报。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张艺谋给人一个大大的惊喜和意外之一就是数千人拼出那个“和”字，“和”也是儒学的核心，而“和”也是一场麻将游戏最好的结局。所谓“和”，强调的是不同思想观念和利益需要之间的协调，具有协调、结合、融合、和谐、和平、和顺、和美、和气等意。俗语“和为贵”就体现了儒家文化的这种核心思想。这亦正是麻将游戏中“和牌”最好的寓意，也是游戏应有的要义。原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先生为日本麻将博物馆题写的七言绝句曰：“方城战罢笑山妻，败也陶陶胜自怡，人世古今牌一局，输赢何必论高低。”麻将游戏之境界，也许莫过于此。

       近日我在报纸上见有人仿《陋室铭》奉“和”一篇曰：“番不在高，能和就行，技不在精，能赢就成。斯是麻将，唯吾娱情。牌风上场现，人品入局清，扣张见高手，组牌显个性。可以悦心境，冶性灵，无股市之乱耳，无官场之劳形，南市弈局圣，西城麻坛星，孔子曰：何弊之有？”这短短的一段话，便将麻将游戏讲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特征表达得淋漓尽致。

       麻将场就是战场

       在麻将游戏中，仅有儒学作为指导思想是不能确保取胜机会的。麻将作为一种实战性很强的娱乐工具，要求游戏者一定要有兵家的思想。在游戏中，如调张，疑牌不打，隔巡如生张等都融入了兵家思想，至于在游戏中的猜牌估张等现象，无不体现了游戏者的斗智斗勇。在麻将实战中，牌势只要进入中盘阶段，各家的手牌无时不在起变化，摸打一至二巡牌后，以前的熟张在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成为生张了，以前认为是安全牌，现在很有可能成为危险牌，此时若舍出，不是被下家吃起，就是被其余的家成和，真是“隔巡如生张，旧安变新危”。所以我们常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当一个人想打出手上的牌时总是欲放还止。

       通晓麻将的都知道，麻将的舍牌要根据牌面和牌桌上的变化来制定对策及战略战术，做到看上家、防下家、盯对家。看上家，也就是应看明白上家打出什么样的花色牌，吃起、碰起什么花色的牌。因为他所吃、所碰之牌，即是他手中需要的花色；打出的牌，也是你可以吃起、碰起的花色。这样，你可判断出你自己应保留什么样的花色，才有迅速吃、碰牌的机会。如果你手中的花色，也是上家想留存、没有舍出来的，自然你就没有办法靠吃碰牌来迅速组合手中牌阵了。防下家，与看上家相反，下家正想靠你手中打出的牌来判断自己手牌中的去留。若你会出的牌，多是下家正想吃起的，那他当然就会很快地吃成一副一副的牌摊开亮出，并且叫听。故在打牌时，尽量不使下家能吃上自己舍出去的牌，就成了十分重要的思考内容。盯对家，既看上家、防下家，也必须盯住对家，这样三家人需要什么花色的牌，甚至可能需要什么牌点也在你预料之中，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对于自己，要做什么花色的牌，成什么样的和对自己有利，必须考虑周密，这样才能一举成功。而当游戏进入终盘阶段是大家短兵相接、交锋决斗定胜负的阶段，丝毫不能疏忽大意。一般进入终盘阶段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四人中的两人或一人，依然保持着听牌的状态，窥机食和。但因牌势的发展趋平，只好强行打牌，应酬战局。其他的各家均以防御为主，最后以少失分而收场。二是四人继续互相牵制，打出安全牌。事实上，其中一人或两人，早已放弃听牌，采取少失分的作战方案。凡是牌坛高手的对阵，这种局势并不是少见的，与初学者聚桌娱乐，推倒食和大不相同。设想，牌桌上有一或两名低手，欲使战局发展到终盘阶段，似乎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麻场如战场”一点也没错。“四四方方一座城，东南西北四个人”，两两相对，却是各自为战，在打麻将的过程中，人们相互之间互相防范。上家打了什么牌，你要清清楚楚地记着，留好手里的牌，等待机会吃、碰他的牌；而下家打了什么牌，你更要揣摩仔细，防止给他“ 吃”、“碰”的机会。总之，你的目的是让自己利益最大化，同时让别人捡不到便宜,但在某一方做极大的牌时，另三家又可暂时联合起来共同阻止其得逞。这些特点和古代联众抗衡等兵家思想不谋而合。

       然而，运用上述方法并不一定保证能赢，因为在麻将中还有阴阳家的影响，这极为常见，即使你做到了不急不躁的平和心态，但就是屡战屡败，除了在战略战术上的失误外，很有可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手气不好。所谓手气其实说的就是阴阳家的观点，这是一个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可是凡是玩过麻将游戏的人都无时无刻不感到它的存在，它弄得你不信也得信。

       麻将文化是最真实、最广泛的大众文化，它根植于每个国民大众内心深处，它的游戏规则成为中国人百年来真正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上的诸子百家思想杂糅，发展到如今，要看懂，恐怕不是那么容易，但要用“麻将”作为代表文化，恐怕是最适合不过的了。有位读过金庸小说的外国朋友，曾经问中国的一位著名文化学者一个问题：“我究竟该用孔孟的原则来看你们，还是用老庄哲学、墨家的侠义来看你们，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位学者颇为幽默又意味深长地回答道：“那些书本上的你全都不用看，你只需学会打麻将，你就看懂中国了。”

       麻将是中国对世界的第三大贡献

         想起一则笑话：上帝给了两个人一张饼，乐观的人拿着饼说：太好了，今天我有饼吃了。悲观的那个人却看着那张饼很悲哀：我只有一张饼，明天怎么办？这个故事的喻义极其浅显，说的是同样的事物在不同人的眼里就有不同的意味。同样，麻将在不同人手上可以用作消遣，可以用于赌博，还可以从中领悟哲学道理、经济规律、科学原理等等。

       大概很少人知道，毛泽东是如何认知麻将的。他善于利用麻将游戏中的智慧来处理工作中的问题。在他的遗物中有两副麻将牌，一副为牛骨质地，橙色，装在有金属搭扣的棕色牛皮箱中；另一副为塑料质地，呈淡绿色，装在带拉链的棕色牛皮箱中。他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麻将，这绝不是出于个人兴趣的好恶，而是公正、准确、深刻的理性评价。在延安期间，他专门对麻将发表评论。他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牌。”“不要看轻了麻将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麻将牌里有哲学哩。”

 

       《色·戒》剧照：牌桌上浓缩的人生百态，固然没有“色”或“戒”那般浓郁和刻骨，然而，它丰富、琐碎，在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里就细细表达着五味的生活。

       马海德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保健医生，为了帮助毛泽东松弛神经，他曾尝试过采用打麻将的方法。可是，令马海德没有料到的是，毛泽东打麻将的时候竟然也像指挥战斗时一样全神贯注，于是他就只好不断地想办法分散主席的注意力。后来，马海德发现毛泽东在打麻将时最不喜欢“十三不靠”，因为这是一种很怪的打法，特点是全靠自己起牌，只有和牌时可以用别人打出来的牌来和。为了凑这个不靠，打牌的人经常在手里捏着别人需要的牌久久不放。毛泽东说这种打法既没有学问，又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可马海德偏偏就总爱打“十三不靠”。有一次，他捏着毛泽东要和的牌不放，这一把被别人和了。毛泽东嗔怪道：“都是老马打十三不靠闹的，你就不能打别个牌吗?以后我们打牌取消十三不靠。”马海德调皮地说：“取消十三不靠，我就不跟你们玩了。”两个人像孩子似的争个不休，最后还是毛泽东让步了，他无可奈何地说：“好，好，就打你的‘十三不靠’吧!真是怪人打怪牌。”结束打牌后，毛泽东轻松地伸伸胳膊。马海德说：“怎么样，主席，争争吵吵，比干打八圈开心多了吧!”毛泽东恍然大悟，笑着说：“亏你老马想得出来。”马海德说：“这对松弛你的神经有好处，否则你打牌脑子也不休息，怎么行啊?”毛泽东双手抱拳打趣地说：“那就感谢马博士了!”

       1949年，当国共谈判代表在北平达成《国内和平协定》之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国民党谈判代表刘斐和黄绍。这天天气晴朗，风清气爽，但刘斐的心里却阴霾重重，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无着。这一切都被毛泽东看在眼里，在接见的过程中，毛泽东以拉家常的方式与他们交谈，这使刘斐紧张的心情和缓了许多。后来毛泽东留他们一同进餐，边吃边谈。当谈到个人爱好时，刘斐借机向毛泽东试探道：“你会打麻将吗?”毛泽东随口答道：“晓得些，晓得些。”刘斐接着问：“你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毛泽东反应敏捷，立即明白了对方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笑着答道：“平和，平和，还是平和好，只要和了就行了。”这一语双关、意味深长的回答解除了刘斐的许多顾虑，从而增强了他向**靠拢的信心。于是，刘斐满意地笑道：“平和好，那么还有我一份。”后来，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刘斐却真的定下决心，留在了北平。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毛泽东打麻将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单纯为玩而玩。他在紧张的读书、工作、写作之余打打麻将，寓工作于娱乐之中，把打麻将看成带休息的思维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偶尔也打打麻将，可是当大家正打在兴头上时，他常突然站起来告退，使大家不知所以然。后来大家才弄明白，原来，毛泽东打麻将既是为了换换脑筋，也是为了清理一下自己思考问题的思路。而在他站起来时，就是已弄清或发现了一个正在考虑的关键问题，故而急忙起身，继续紧张的工作。这个习惯是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养成的。

       另外，毛泽东勤于思考，善于从平凡的事情中悟出许多道理，并把它们和现实**的**生活联系起来。在打麻将时，他常会借题发挥，讲一些引人深思的哲理。有一次，毛泽东和叶剑英等人打麻将。开始时，毛泽东幽默地说：“咱们今天‘搬砖头’喽!”大家以为他只是随口说笑而已，谁知他又连说了几遍“搬砖头喽”、“搬砖头喽”!毛泽东察觉到在座的人不理解，就解释说：“打麻将好比面对着这么一堆‘砖头’。这堆‘砖头’好比一项艰巨的工作。对这项艰巨的工作，不仅要用气力一次次，一摞摞地把它搬完，还要开动脑筋，发挥智慧，施展才干，就像调兵遣将，进攻敌人一样，灵活运用这一块块‘砖头’，使它们各得其所，充分发挥作用。你们说，对不对?”大家这才明白他说“搬砖头”的含义，都笑了起来。他接着说：“打麻将这里有辩证法，有人一看手中的‘点数’不好，就摇头叹气，这种态度，我看不可取。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打麻将也是一样。就是最坏的‘点数’，只要统筹调配，安排使用得当，会以劣代优，以弱胜强。相反，胸无全局，调配失利，再好的点数拿在手里，也会转胜为败。最好的也会变成最坏的，最坏的也会变成最好的，事在人为!”

       不止是毛泽东，其实从麻将中领悟智慧的大有人在。于光远就曾说，他一生中从麻将游戏中学到许多东西。他对知识的学习除去正规教育外的课堂，还包括玩游戏、做科学实验、到图书馆阅读。在他童年时，旧上海很盛行打麻将，他常常为之吸引而驻足观看。麻将游戏中的推演、概率、随机、计算等特性激发了他对数学和哲学的爱好，并影响了他一生的思维和智慧。

       麻将在数学与方法上和博弈论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也是麻将的科学性之所在。于光远曾写下《竞赛论》，探讨了“原始竞赛”“竞赛与赌博”“作为竞赛的经济行为”“一人竞赛”“多人竞赛”“零和竞赛与非零和竞赛”等问题，这些就是运用了麻将牌和扑克牌竞赛中的博弈原理、概率原理、数学原理做出的分析。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以色列经济学家罗伯特·奥曼和美国的托马斯·谢林，而他们的贡献就是从博弈论中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运用于实际。而在数千年的游戏中熟悉并贡献了博弈规则的中国人，则期待着在新的领域运用这一古老的智慧。

       麻将桌上的博弈分析

         与扑克不同的是，麻将的打法几乎可以归纳为一种。尽管各地的具体打法各有不同，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然而这些差异却不是根本性或原则性的。有人说打麻将即是进行一场博弈是完全恰当的：一个麻将活动是由四个玩家参与的博弈中称为参与人（局中人）；每个玩家，即参与人，通过理性地选择策略—即吃牌或抓牌、组合牌型、出牌等来实现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利益与自己的行动（出牌）和其他人的行动存在关联。因此，麻将博弈是有四个参与人的博弈。博弈论对各种博弈进行了分类或者定位，有零和与非零和、合作与对抗、静态与动态的不同对局。打麻将是什么样的博弈对局呢？

       首先，麻将活动是零和的博弈。因为，在任何一场麻将游戏中，赢的人所赢的钱数和输的人所输的钱数为一常数，即为零。其次，麻将按其性质而言属于非合作性的博弈。说它是非合作性博弈，因为参与人之间不能形成行动协议（除非作弊）。再次，麻将活动是动态的博弈，并且这个动态博弈为有限阶段的，因为麻将活动中参与人的行动有先后之分，并且后行动的人进行行动决策时，能够观察到先出牌的人的牌后而行动。这个动态博弈中，参与人的行动次数为有限步，即任何一个麻将活动能够在有限步内结束，这个有限步是参与人能够预知的。

       假定一副麻将由“条”、“万”、“筒”3种花色（简称为“正牌”），“东”“西”“南”“北”“中”“发”“白”组成（简称为“杂牌”）；忽略各种“花”（若有这些“花”，证明过程类似）。那么，3种“正牌”每种有4x9=36张牌，7种“杂牌”共有7x4=28张牌。这样，一副牌共有36x3+28=136张牌。当每人抓完13张而形成一把牌之后，剩下的牌数为136-13x4=84张。那么，一场麻将博弈最多的可能步骤为84步。

       出牌的策略却是千变万化的。任何一局牌中任何人在抓牌开始时无法预测自己将抓到何种组合的牌，抓牌结束后他也无法猜测到其他人手里的牌是什么样的组合。任何人一局中比赛4个人拿到的牌的组合则是天文数字了。每个参与人对他人的牌无法预测，而只能对自己和他人谁将和牌的可能性作出判断。因此，麻将又是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

       每个人初始的牌是不确定的，每个人未来能够抓到的牌是不确定的，他人要“和”的牌是不确定的在这些不确定性情况下，他要进行决策，这些决策均是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某个参与人取牌后，他面临着打出某张牌的选择。14张牌哪一张牌被选出，取决于两方面：（1）它被保留使整个牌局“和”的概率最低；（2）它被打出使他人“和”的概率最低。这两个“最低”往往不能兼顾，因此参与人必须在输、赢值以及可能性之间进行权衡。麻将博弈中参与人有无必胜的策略？答案非常肯定，没有。

       若存在这样的策略，那么，这个策略被找到后，麻将中的4个人都能够用之赢对方，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场麻将博弈是零和博弈，按照目前通行规则，麻将中最多有一个人和，而不可能都和。一种特殊情况是，参与人打出的牌为点炮的牌。这是麻将博弈中任何人力图避免的。当轮到自己行动时，即抓牌并打牌时，若自己抓牌而不能“和”，那么打出的牌有可能成为他人的炮牌，避免点炮是麻将游戏中的功夫。那么，有没有绝对的避免点炮策略呢？在某一步这样的策略是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跟牌策略。

       麻将：中国人的宇宙观

 

         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世界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5种元素构成，这5类物质在天地之间形成串联。他们还认为掌管天上众星的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共108位神。据文化学者的研究，麻将中的108张序数牌，就是来源于这种思想。此外，人们又根据方位滋生出东、南、西、北4张牌，据宇宙衍生“天、地、人”三界的说法，创制了代表“天、地、人”的 “中、发、白” 3张牌。东、西、南、北、中和天（发）地（白皮），共同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天圆，这正是古人心目中的宇宙的形态。后来，人们依照一年有四季，又创制出“春、夏、秋、冬”4张牌。由于“梅兰竹菊”分别占尽春、夏、秋、冬，人们又衍生出“梅、兰、竹、菊”4张花牌。最后，人们根据五行相生相克、四季轮转交替等思想，规定了麻将的游戏规则。

       输赢之间的不同哲学

         象棋的棋子等级分明、步伐有别，在棋盘上拼杀时杀气毕露，以吃子和“将军”为首要目的，俨然一幅军事攻伐图。当一方的将或帅被困于九宫格时，输赢已定，征战就戛然而止。

       围棋只有黑白两色，没有级别划分，没有功能规定，随着棋盘上经营空间的扩大，棋从有限空间进入无限可能，然而在攻城略地的过程中，所有局势尽收眼底，最终以地盘大小决胜负。

       扑克牌的大小一目了然，小不胜大，在玩的过程中智慧与合作固然重要，然而运气的成分也不可缺少，否则一手小牌，恐怕无论如何也赢不了。

       麻将却讲究和谐，你手上的牌身份平等、大小相同，所有的牌都能在不同组合中起作用，你看不到对手们的牌，也不必按既定程序出牌，赢牌的方式也千变万化，但最终是要理顺、有序，让13张牌呈现出和谐境界……  

初见

现在这个**，不会玩麻将，找不到伴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