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是人们争夺的对象,战争时期靠武力争夺,和平时期靠贸易争夺。从当今世界上看,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取代美国承担以纸币换黄金的义务。
第五集 尊贵的黄色
黄金的元素符号来自拉丁文,原意是“光辉灿烂的黎明。”黄金一词在梵语中意为闪光,在德语中含有明亮的意思,在意大利语中则代表着黎明之光。
古代埃及人、中国人、印第安人,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黄金作为崇拜的对象。
在古埃及,黄金是太阳神的象征。黄金,既被法老用作树立自己权威的工具,也被作为人类灵魂走向来世,求得永生的寄托。
在古印加帝国,人们把对黄金与太阳的崇拜联系在一起。印加人用黄金建造了一座太阳神花园,里面的花草树木、甚至花园里的土地都是用黄金搭建与铺就的。
在古代中国,流行的五行说把金、木、水、火、土看成是人类生存所离不开的自然之物。在农业社会,黄金并非人类生存的必需之物,但古代的中国人却把金放在五行之首。
公元582年,隋文帝杨坚推翻了北周政权,登上了渴望已久的帝王宝座。他身披黄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袍加身”的皇帝。
当皇帝占有了黄色,自然也就垄断了黄金。在中国的唐朝,两家官方机构掌冶署和金银作坊院专门负责对金银器进行集中管理,官府作坊的黄金制品只供皇室宫廷使用,即使是皇亲国戚,也只能仅仅通过皇帝的赏赐获得黄金。《唐律疏议》舍宅与服器物一章中记载道,“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
在中国皇帝眼中,黄金则更多的代表着权力。对于黄金的独占,也就意味着对于权力的垄断,意味着统治的延续。著名金融学家伯恩斯坦在《黄金简史》一书中写道,亚洲的统治者并没有用黄金铸币的观念,他们认为,在公共流通领域投放黄金,将会稀释国家的权力。
对于黄金中蕴藏着的权力以及金币所代表的荣耀和声誉,欧洲人早已领悟到精髓。黄金,在中世纪的欧洲沉睡了三百年,终于浴火重生。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被帝王和权贵拿来维护自己尊严的黄金,成为商人手中的货币之后,竟然像一只无形的手,摧毁了封建王权。
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矗立着一尊古老的铜像。他的身份既不是公爵也不是将军。他的职业除了雕刻与写作之外,还是当时在佛罗伦萨城里随处可见的打造金器的工匠。他的名字叫:布文努托•切利尼。
出生在1500年的切利尼,天生崇尚自由。凭借高超的雕刻制作手艺,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浪迹欧洲各国。罗马、那不勒斯、威尼斯、巴黎都曾留下过他的足迹。在巴黎期间,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特许他加入法国国籍。他在自传中骄傲的说道:“我知道无论我走到何处都不会缺衣少食。”
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当成天与黄金打交道的金匠成为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的时候,人们对于商业的认知发生了改变,整个社会的天平开始倾斜。以黄金为代表的货币经济逐渐取代了自然经济,商业革命最终在欧洲爆发。
第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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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集 论战黄金
在距离四川省成都市70多公里有一个不为常人所知的地方。名叫:茶坪村。1999年5月,五十五岁的村民刘明福决定承包100亩山地,承包期为50年。签约土地承包合同在农村并不新鲜,但是刘明福这次与茶坪村的签约,在内容上和以往大有不同:经过协商,双方一致同意,作为合同支付价格的参照物不是以往惯用的大米,而是黄金。
一个最不可能与黄金产生关系的山区农民,却选择了用黄金的概念来保证他交易的公平与安全。其实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无论是谁,无论贫富,当交易产生的时候,如何保障公平与安全,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每一个人。近3000年的时间里,人们孜孜以求地寻找最佳的货币媒介,并进行了各种探索与尝试。
距今200年以前,生活在英国伦敦的市民发现,粮食的价格一直在悄悄上涨,从1789到1810年的21年间,一公斤粮食的价格从56先令上涨到了106先令,几乎比过去翻了一番。更令人恐慌的是,与粮食价格一同上涨的还有黄金的价格。
大面积的银行挤兑发生,三个月后,英国政府不得不终止英镑兑换黄金业务。
面对政府对契约精神的肆意践踏,面对英镑不可避免的贬值,面对广大民众手中的财富被大幅度变相掠夺,一位33岁的英国人站了出来,他谴责政府背弃信用制度。这个人就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他在《英国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黄金价格》的文章,掀起了英国经济史上著名的“金价论战”。在这篇文章中,李嘉图写道:我们通货膨胀的所有祸害都是由于银行纸币的发行过多。
李嘉图的这一观点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反响强烈,支持与反对,赞成与否定的不同立场争锋相对,唇枪舌剑。
这场争论不休的“金价论战”最终引起了英国议会的高度重视,他们为此成立了专门的黄金委员会,就此事进行调查。代表公众利益最高准则的李嘉图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19世纪末的美国,经济衰退的浪潮再次袭来,数以千计的银行和企业相继倒闭,数百万人失去了工作。在这样的大萧条中,选用怎样的货币制度才能复苏经济,货币应当由黄金和白银共同支持还是单独由黄金支持,在当时的美国人中存在着很大分歧。这也立刻成为了当时整个美国社会最为热门的话题,面对即将到来的1896年美国总统大选,谁能给出满意的答案,谁就有可能赢得主动。
支持由白银为货币基础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布莱恩;布莱恩的竞争对手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金利,他是金本位的坚定支持者。麦金利坚定地说,神圣的货币绝不能成为赌局,每一个美元都应该和黄金一样神圣。
在大萧条的阴影笼罩下,谁能让国民摆脱阴影的笼罩,建立起对于安全与稳定的信念与信心,美国人选择了黄金,白银则自此退出了美国的货币舞台。
1944年7月1日,来自世界上44个国家的代表齐聚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叫做布雷顿森林的地方,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创建一种新的全球合作的货币体系。而此时的美国由于黄金储备的雄厚,理所当然的主导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伴随着战后各国经济的复苏,美国开始从国外大量进口商品,导致美国国内黄金不断外流。同时由于冷战以及朝鲜和越南战争等因素,美国的军费开销激增,背负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债务,美元也因此开始大幅贬值。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众多补救措施,力图维护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对世界各国的承诺,即一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义务。但还是无力回天,直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迫于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向世界宣布美元正式与黄金脱钩。
为了建立一种更加合理的货币制度,人们绞尽脑汁,你来我往地探索和尝试着,但是所有的货币体系和制度又无一例外地遭遇到重大危机。世界的货币之路,到底应该朝着哪个方向走下去呢?
也许这样的争论还远远没有结束,面对着不断变化的世界,人类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寻找答案的脚步。
黄金小故事:1896年美国大选
在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美国人因为该国的货币政策而分成两派,是支持现行的金本位货币政策呢?还是支持以黄金和白银为共同支撑的货币政策呢?
许多美国人希望保持金本位货币政策,他们说:美国应该实行以黄金为唯一支撑的货币政策,金本位货币政策能够使美元保持一个高币值,这些人被称之为“金币政策者”,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工商界人士、银行家和投资者。其他美国人则希望美国实行以金银为共同支撑的货币政策,他们认为现在的美元币值太高了,他们说,高币值的美元意味着农产品价格只能维持低水平,而以白银为货币的支撑,就可以使美元币值下降。这些人被称之为“银币政策者”,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人和小生产者。
支持由白银为货币基础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布莱恩,在1896年7月9日,布莱恩进行了名为“金十字架”的著名演说,在演讲中他说:我们的背后有这个国家和全世界的产业工人,我们有商业利益、工人利益以及所有劳苦大众地支持,我们用这样的话来答复某些人对金本位的要求:你们不要把这顶荆棘编成的王冠强加在劳动者的头上,你们不要把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
布莱恩的竞争对手是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廉.麦金利,他是金本位的坚定支持者。在竞选中他向选民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饱含深意的问题:如果今天白银可以成为货币的支持物,那么,明天,你手中的美元又会是什么?麦金利坚定的说,神圣的货币绝不能成为赌局,每一个美元都应该和黄金一样神圣。
在大萧条的阴影笼罩下,谁能让国民摆脱阴影的笼罩,建立起对于安全与稳定的信念与信心,他们就会用自己手中的选票支持谁。这时的选票不仅可以决定总统的人选,同时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和自己的命运。最终威廉.麦金利当选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美国人选择了黄金,白银则自此退出了美国的货币舞台。
李嘉图的黄金论战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是伦敦交易所一个犹太经纪人的儿子,21岁的时候,为了深爱的女人,他与富裕和有非凡威望的家族决裂,不顾宗教的束缚,与异教徒的女子结婚。当李嘉图被赶出家门的时候,身上只有800英镑,但是到25岁的时候,他已经通过投资成为一位百万富翁,拥有的财产达到了200万英镑。对于英镑贬值的危害,李嘉图有着切身感受。
1809年8月29日,大卫.李嘉图在《英国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黄金价格》的文章,文章一经发表引起了英国社会轩然大波,掀起了英国经济史上著名的“金价论战”。在这篇文章中,李嘉图写道:我们通货膨胀的所有祸害都是由于银行纸币的发行过多。
李嘉图认为,纸币的发行权无论是掌握在政府手里还是在银行手里,都具有被滥用的风险。所以在所有国家中,纸币发行都应当受到某种限制和管束。李嘉图的这一观点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反响强烈,支持与反对,赞成与否定的不同立场争锋相对,唇枪舌剑。
这场争论不休的“金价论战”最终引起了英国议会的高度重视,他们为此成立了专门的黄金委员会,就此事进行调查。从1810年2月到5月的一百多天内,黄金委员会针对金价的上涨共举行了31次听证会。三个月后,处理意见报告正式对外公布,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条例是,在英国这个国家,黄金被再一次确认是所有价值交换的度量标准,是所有货币价格的参考尺度。
代表公众利益最高准则的李嘉图赢得了最终的胜利。1821年,英国政府正式恢复了国家实行英镑兑换黄金的义务。确定每一张英镑,包含定量的黄金,同时,用这张纸币有权力随时兑换黄金。这就意味着被称为“金本位”的货币制度正式以法律形式在英国得以确立。自此之后,英镑因为与黄金挂钩,逐步建立起被世界各国所认同的货币信用,英镑也就此成为了世界货币,骄傲的独步全球长达一百年之久。
刘明福的民间金本位
距成都70多公里,沿着蜿蜒升沉的山路,在青城山与青城后山之间,有个茶坪村。1999年,茶坪村村民刘明福承包青峰山背后莫家坡的100亩山地种植银杏。承包期从2000年到2049年共50年,双方商定的承包费总金额为3.5万元,其中前10年每年交费500元,后40年每年750元。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双方当时议定的承包费,怎样经受得住长达半个世纪的未来岁月的考验?最关键之处,是当时约定支付的承包费,几十年后究竟交多少才算对头?
双方在“多次讨论、反复协商”中找到了解决办法。该合同第六条如下:“承包费贬值率与升值率按1999年12月份24K黄金价普通工艺品115元/克为标准,以后黄金价按银行售价浮沉在20%以上时才计算等值24K黄金量计算当年的承包费。”这里,“普通工艺品115元/克”这几个字是手写的,看来是合同打印好后,在签字当日查询了黄金市价后写上的。
这条款的意思,是每年交纳的承包费,要按金价的变动给予“贬值或升值”的调整。具体的办法,就是以1999年签订合同时的金价为准,确保未来承包费的黄金平价不变。1999年的金价如合同所载明的,每克115元人民币,故500元可购黄金4.348克(=500/115)。要保证未来的承包费不贬值,无非就是确保以后每年的承包费也能购得等量的黄金。如2010年的金价为每克280元,那么要交的承包费就应该是1217.4元,因为从黄金平价的角度看,这笔承包费恰好等于1999年议定的500元。要是2010年还是只交500元,那出让山地的那一方吃亏就大了。
这么精巧的合同条款是老刘自己想出来的。老刘表示,这代表着合约公平。这种“民间的金本位”,意思是无论法定的货币制度为何物,民间总会冒出自发的努力来维系币值的稳定。道理也简单,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如果自身价值起落变动很大,陡然增加交易的障碍,势必抑制交易意愿、损害市场合作。市场中人趋利避害,维系币值稳定当然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第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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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集 亚洲的黄金
1600年12月31日,身负着英国皇家授予的贸易专利特许权,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商船从伦敦扬帆出海,前往印度。一百多年间,这家公司驶向东方的远洋船队中,超过九成的空间都装载着金银。有数据表明,从1600年到1730年的130年间,从欧洲流向东方的黄金和白银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欧洲从整个美洲获取金银数量的总和。
对于黄金的使用,东方与西方的态度完全不同。当西方把黄金当作货币,用于商业贸易的时候,印度和它所在的整个亚洲,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源源不断输入贸易中吸纳的黄金。一位西方商人,在对英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进行了考察之后,不禁哀叹道:“许多财富流向了印度,就像所有的河流流向了大海,一去不复返。”
2011年6月,印度考古学家在印度南部一座具有500多年历史的神庙中,发现了六间地下密室。当尘封已久的密室大门被打开之后,人们被惊呆了。仅仅在其中的一间密室里,堆积的黄金就足以按吨来计算,经过初步统计这里的黄金总价值超过100亿美元。密室中的黄金种类不仅有200年前英国东印度公司时期流通的金币,甚至还发现有具有上千年历史的古罗马时代的金币。
如同黄金在印度的命运一样,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兴盛,黄金的用途似乎也具有了一种确定的方向。根据《魏书》记载:公元467年,仅就一座天宫寺的释迦牟尼像,就用去了黄金600斤。“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通过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可以想见,如此数量众多的佛像与寺院,又该需要多少黄金来装点呢?
但是同样地处亚洲,也同样被佛教思想所浸润的国家:日本,对于黄金的理解却与中国和印度截然不同。
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巅峰。都城长安处处散发着令人惊叹的文化魅力,作为当时的国际大都城,大唐王朝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偏居海角一隅的日本也被唐王朝盛世魅力所吸引。
为了更大规模向中国派遣遣唐使团,自公元630年开始,日本政府每一次都必须大量动用国内数量不多的黄金,而当时的日本并不生产黄金,这样的支出学习费用使日本倍感艰难。即便如此,日本人学习先进的决心并未动摇。后人评论说:正是这些“遣唐使”所携带行囊里为数不多的金砂,换回了日本文明的进步与提升。
一千多年后的19世纪,人们又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了日本人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学习精神。
1860年,日本为了发展海军,派出访问团到美国考察,一个名叫小栗忠顺的官员,作为访问团成员来到美国。到达美国以后,一次在华盛顿参观海军军工厂的时候,一个接待他们的美方人员拿起一个螺丝钉,对小栗忠顺说,你们日本现在连这样的螺丝钉都生产不出来,即便购买再多的军舰,那也只是一次性的商品。你们要建设发展海军还必须要从掌握技术入手,这番话对小栗忠顺很刺激,他感到几乎是一种羞辱。
五年之后,日本开始建造横须贺造船厂。小栗忠顺担任了这项浩大工程的负责人。在小栗忠顺的坚持下,为了达到最高要求的建设标准,整个工程花费了超过40万两黄金。巨额的建造花费,把小栗忠顺推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政治对手认定他从中牟利,私藏黄金,最终小栗忠顺被斩首处决。
在小栗忠顺的家中,疯狂的人们翻箱倒柜寻找黄金,但是结果令他们失望。这时,一个小木匣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小木匣里面是用层层丝绸包裹着什么?当人们揭开丝绸,打开最后一层的时候,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赫然出现。
这枚螺丝钉正是小栗忠顺在美国造船厂被羞辱后,收下的那一颗。
印度、中国、日本同处东方世界,同为东方民族,在他们的文化中有着类似或近似的东西,而地理位置的差距也并非遥不可及。然而过去的落后者变成了领跑者,过去的学生成为了老师,究竟是怎样的土壤、怎样的文化突变让三者的命运如此不同?这个答案对于今天和未来或许都是至关重要的。
黄金小故事:井真成与遣唐使
2004年,在西安市东郊出土了一合墓志。171个字的墓志铭,记录了一个名叫“井真成”的日本人在中国的经历。井真成是一千三百多年前,日本派往中国的数千名遣唐使中的一名。遣唐使是日本派往当时唐朝的留学生,他们的任务是打探唐朝的虚实,摸清毗邻日本的朝鲜半岛的局势,当然更重要的,是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制度。
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巅峰。都城长安散发着令人惊叹的文化魅力,不仅吸引了日本的僧人,也吸引了日本的贵族和读书人。
当时,日本有一个名叫惠济的和尚,他给日本政府建言说,“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意思是说,大唐的法式、法律,它的政治制度都是完备的,它是珍国,我们要经常派人到那里去学习。
然而,要跨海来到唐朝,在当时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情。当时,日本造船术并不过关,常常会有行在海上的船从中间横断、船毁人亡的悲剧发生。每次出使,一般都要任命两个大使,两条班子。在出发之前,已经做好了一艘船翻船的心理准备。归结起来,总体的死亡率在1/3左右。这些人拼上性命,失败的话就会被大海吞没,但大家怀着必死的决心前往唐朝。
遣唐使必须携带黄金出行。前几次派遣,日本都必须动用对外贸易中辛苦赚来的黄金,直到公元749年,日本才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发现了金砂,这是一种可以从水中沙砾中淘取的黄金。此后,每年都有大约22公斤砂金被运往京城。
这些遣唐使相当于日本的公派留学生,全程费用都由日本政府出资,而组建遣唐使团的昂贵费用往往令日本国库一空。大概第十次遣唐使的时候,政府已经进行了任命,可是没有钱,,各方面整整准备了三年,才把钱筹起来出发。
最为艰难的大概要算第13次遣唐使的派遣。第一次派出去遇见风,遇难了,没有成功。第二次又派了一次,又遇难了,那么第三次再派的时候,政府不得不向全国来增加税收,筹集费用。
根据记录,在50多年后的一次派遣行动中,整个使团负责人,也就是大使的旅居费用大概需要7.5公斤砂金,副大使需要约5.6公斤。他们两个人加起来的费用,就超过了日本半年的黄金产量,而那次整个使团的人数达到了500人。可以想象,这么大的规模和花费,对当时的日本政府来说,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
然而即便如此,日本政府还是用他们仅有的一点黄金作为盘缠,义无反顾地把上千名遣唐使派上了学习的旅程。从公元631年开始,日本一共正式派出了十三批遣唐使,每批从240人到600人不等,这种派遣一直持续了两百年的时间。
其中最著名的要算一个名叫吉备真备的留学生。他曾经三次踏上唐朝的土地,并且在第一次待了长达19年的时间,那段时间,他学习了唐代的天文、历法、音乐、法律、兵法、建筑等各种知识,离开时带走了各种典籍,其中《唐礼》对日本朝廷礼仪的完善和改进有很大影响,《太衍历经》等书促进了日本的历法改革,使更为先进的唐代历法在日本推广,改善了日本的农业生产。他还第一次把中国的围棋带到东瀛,从而开拓出日本围棋文化的源流。
遣唐使这种长途旅行的困难的经费紧张是出乎想象之外的。日本社会就是这样的恰如婴儿追求母乳般地贪婪地吸收了中国的先进文明,于是从野蛮阶段,不久进入了文明阶段。
数千名“遣唐使”把行囊里为数不多的金砂,换成了整个中国的文化。直到今天,京都、奈良等地方,都还保留了唐朝建筑的风貌。
1986年,为了纪念吉备真备将唐代文化传入日本1250年,西安在唐朝国子监遗址上建立了“吉备真备纪念碑”。而在吉备真备的故乡冈山县,那里的人们也建造了充溢着浓郁唐代情调的“吉备真备公园”。
耐人寻味的是,研究唐代音乐的重要史料《乐书要录》这个时候在中国已经失传,而由吉备真备带去日本的书,却在那里完好地保存下来。
日本人从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由此走上了自己的文化道路。例如,他们取汉字的偏旁,或者是他们喜欢的局部,做成“五十音图”,制造出新的表音符号,这样日本人就可以不受拘束地书写自己的语言,汉诗也渐渐变成了和歌。
一颗螺丝钉与四十万两黄金
在日本的群马县,立着一块石碑,这块碑是为了纪念一个叫做小栗忠顺的日本人。140年前,这位一生致力于推动国家改革和工业化发展的时代先行者,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在这里被处决,留下一段令人感叹的往事。
1860年,日本为了发展海军,派出访问团到美国考察,小栗忠顺作为访问团成员来到美国。这次远行,给小栗忠顺和代表团成员巨大的震撼,他们的感受可以归纳成三个字:惊,就是开始非常吃惊,真是觉得怎么样会有这么发达的一个西方的世界;然后就是醉,醉就是陶醉和沉醉在这样一种先进的文明制度里面;最后就是狂,狂热地来学习西方那些工业技术。
小栗忠顺到达美国以后,在华盛顿参观海军军工厂时,一个接待他们的美方人员拿起一个螺丝钉,对小栗忠顺说,“你们日本现在连这样的螺丝钉都生产不出来,即便购买再多的军舰,那也只是一次性的商品。你们要建设发展海军,难道不应当从掌握技术入手吗?”
根据记载,小栗忠顺满面通红地看着这颗螺丝钉,沉默了一段时间后,伸出双手,恭恭敬敬地接了过去,并且说道:“您说的很有道理,我都已经记在心里了,实在非常感谢您的赐教。”
就在结束了这次耻辱的考察五年之后的1865年,日本开始建造横须贺造船厂。小栗忠顺担任了这项浩大工程的负责人。六年后,横须贺造船厂建成投入使用,在小栗忠顺的坚持下,为了达到最高要求的建设标准,整个工程花费了超过40万两黄金。
40万两黄金对当时的日本政府来讲,是一笔令人难以接受的庞大开销。巨额的建造花费,把小栗忠顺推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政治对手认定他从中牟利,私藏黄金,最终小栗忠顺被斩首处决。
在小栗忠顺的家中,疯狂的人们翻箱倒柜寻找黄金,但是结果令他们失望。这时一个小木匣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小木匣里面,用层层丝绸包裹着什么?当人们揭开丝绸,打开最后一层的时候,一颗小小的螺丝钉赫然出现。
这枚螺丝钉正是小栗忠顺在美国造船厂被羞辱后,收下的那一颗。
第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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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集 理性之光
2011年8月23日这一天,国际市场的黄金现货价格,第一次突破了每盎司1900美元大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回望世界现代经济史,人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往往伴随着的是经济危机的到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黄金的价格保持了连续地上涨,终于来到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高度。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又一轮经济危机的到来。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面对诸多的各种矛盾与风险,中国将会踏出智慧和坚定的关键一步,还是被动的滑入一个无法脱身的陷阱呢?回顾世界范围内曾经面对经济危机的不同国家所做出的不同反应与抉择,或许会给今天的中国带来警醒与启示。
1991年11月15日,一份秘密文件被送到了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在这份《关于苏联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的报告中,涉及到一个令官方感到不安的消息:到1991年10月,苏联国家的黄金储备下降到240吨,而这样的储备仅仅相当于苏联最大竞争对手美国黄金储量的3%。
作为第二大黄金生产国。截止13年前的1978年,苏联的黄金储备总量还高达3000吨。13年间,出于冷战对峙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大量的黄金被投入到军事工业和核武器的研究开发之中。从3000吨直线下降为240吨,短短13年,苏联国家的黄金储备量还不足原来的十分之一。
就在戈尔巴乔夫接到这份报告的两个月后,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世界上一个存在了69年的超级大国就此成为历史。
2006年,一本名为《帝国的消亡》著作出版,作者的身份特殊,他就是俄罗斯经济学家,曾经担任俄罗斯联邦代总理的叶戈尔•盖达尔。在这部著作中,叶戈尔•盖达尔认为,黄金储备量的急剧减少,是造成苏联最终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面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苏联经济貌似是一个独立于潮流之外的封闭体,但究其实质,苏联早已通过黄金换取粮食、石油出口换汇,进入世界贸易体系当中。既然参与其中,就要遵守游戏规则。为此国际经济的价格体系使并没有做好充分思想和制度准备的苏联经济吃尽了苦头。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本质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壮大,既不能脱离这个体系,也不能过于依赖这个体系。
1989年,一本书的出版引发了大多数日本国民的推崇。这本书的名字叫:《日本可以说“不”》。书中骄傲的回顾了过去四十年间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并且认为,日本应该加强在经济和外交领域的自主地位,没有必要一味追随美国。
然而泡沫终究有破碎的那一刻,就在那本著名的《日本可以说“不”》的畅销书籍出版仅仅一年以后,几乎所有的银行、企业和证券公司同时出现巨额亏损,房地产价格的下跌紧随其后,就连被誉为“寸土寸金”的东京银座,地价更是跌去了60%。专家认为,日本经济低迷的原因,就是没能很好应对世界经济大环境的变化,放弃了自己的国家的货币主权,这个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全球一体化的世界潮流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置身度外,越来越多的复杂因素必然会对一个国家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作用。事实证明:能够真正引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保持进取之心的决定性力量,产生于这个国家能否把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黄金小故事:日本失去的十年
《北国之春》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歌曲。他的演唱者千昌夫在日本也很有名气。在他走红的上世纪80年代,银行主动找他,建议他贷款去投资夏威夷的五星级酒店。理由是:日本人成群结队地跑到夏威夷去举行婚礼,在那儿投资酒店肯定有得赚。千昌夫表示,自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担保,银行方面根本不在乎,因为“千昌夫的名字就是最好的担保”。最后,有五家银行给千昌夫房贷,总金额达到2700亿日元。
千昌夫神气地当上了房地产老板。全盛时期,他拥有办公大楼50间,在夏威夷及西班牙都拥有度假别墅,更有私人飞机及无数的豪华名车,财富惊人,被称为“歌唱的不动产王”。
可是,时间刚刚进入90年代,千昌夫就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高级外国轿车全部卖掉、所有房地产交给银行,但千昌夫仍然欠债1000多亿日元。无奈之下,他只好宣布破产,又重新当起歌手,慢慢还钱。日本人说:“千昌夫变成百昌夫啦!”
1991年以来,日本地价每年不断下滑,现在,只剩泡沫经济时期的约五分之一,由于股价地价暴跌,高达1000万亿日元的资产化为乌有。
灯红酒绿的娱乐生活也迅速暗淡了,公司职员下班就各回各家,不再像从前一样约着一起去小酒馆了。他们不能明白,日本国民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他们的教育水平也高于其他国家,同时他们还拥有先进的技术,这个国家怎么会落到如此田地的呢?
1990年到2000年的短短十年间,日本的外汇储备就从771亿美元迅速增长到3616亿美元,提高了近5倍。而早在1993年,日本就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这一纪录一直保持了13年。世事难料,就在这外汇储备增长最快的十年间,日本经济却陷入了低迷,至今日本人还沮丧的称这段时间为“失去的十年”。一面是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一,而另一面又是长期的经济衰落。这样的悖论就这样被无情的呈现在世人面前。
二战以后,日本经济长期依赖美国。美国向日本开放市场,使大量日本便宜东西可以涌向美国,塑造了日本经济同美国的紧密的一体化。美国对日本自己的贸易保护给予了妥协和退让。所以日本在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发展、自我保护的情况下又获得了对外的扩张。
在美元等同与黄金的时代,对于依赖美国经济的日本来说,日元是通过和美元挂钩而与黄金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做法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了日元与美元汇率的稳定。直到1971年,美元与黄金的关系被无情切断,这就意味着,与美元挂钩的日元与黄金的联系从此不复存在,同时日元与美元被推入了一个浮动汇率的飘摇时代。
美元与黄金的脱钩,一方面使各国的纸币陷入到完全依靠国家信用维系的危险境地;而另一方面,也使主导国美国大大丰富了摆脱困境与转嫁危机的手段。1985年9月22日,美国召集日本、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四国财长在纽约举行会议。会后,由五个国家发表的联合声明被称作“广场协议”。
按照广场协议的设计,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金融政策,这就导致大量资金涌向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进而推高了资产价格。对经济增长的盲目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助推日本资产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严重的经济泡沫就此形成。
1989年,一本书的出版引发了大多数日本国民的推崇。这本书的名字叫:《日本可以说“不”》。书中骄傲的回顾了过去四十年间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并且认为,日本应该加强在经济和外交领域的自主地位,没有必要一味追随美国。
这样的呼声表达出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盲目乐观的国民情绪,而这种情绪在当时的日本风靡一时。大家认为此时日本这个战败国看起来确实已经具有表达“不”的底气了。1989年,索尼公司以34亿美元的价格,成功收购了美国文化象征之一,娱乐业巨头哥伦比亚影片公司;而三菱公司则以14亿美元,购买了被誉为美国国家象征的洛克菲勒中心,这样的举动,似乎表明日本已经具有买下整个地球的经济实力。
1980年的时候,日本它的经济,就是如日中天,就好像现在的中国经济那样,日本元旦的时候打开这个报纸一看,这个机器人世界第一,造船世界第一,钢铁世界第一,汽车世界第一,很多都是日本在世界上夺取了第一名。在东京大学日本经济史的课堂上,教授们做出了很多总结,就是日本进入了一个安定的、黄金增长时代,全都是经验总结,没有人意识到它是一种危险性。
然而泡沫终究有破碎的那一刻,就在那本著名的《日本可以说“不”》的畅销书籍出版仅仅一年以后,几乎所有的银行、企业和证券公司同时出现巨额亏损,房地产价格的下跌紧随其后,就连被誉为“寸土寸金”的东京银座,地价更是跌去了60%。此前被日本人收购美国洛克菲勒中心又重新变换了主人,这个主人正是主导“广场协议”,竭力推动日元升值的美国。
在众多中日专家看来,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的日本经济泡沫以及之后的破灭,是“广场协定”之后面日本对应政策的错误,也就是过度依赖货币宽松政策造成的。日本没能很好应对世界经济大环境的变化,这才致使日本经济从90年代中期开始衰退的,而且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而这其中最大的失误在于它采取了无条件的顺从,放弃了自己的国家的货币主权。
在宫崎骏的电影《千与千寻》中,宫崎骏从孩子的视角出发,讲述日本泡沫经济破产后产生的社会问题。旧有社会体制的顽疾,国民对政府内阁的强烈不信任感,这些都是成人的麻烦;而在孩子的世界里,学校道德败坏,校园暴力不断,少年犯罪更是司空见惯的黑暗。
导演给这部影片的主人公千寻设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出生年份:1990年。这正是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的年份,也是“失去的十年”的开端。
第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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